廖子豐當過導賞員，亦是導賞團常客，特別是墳場和死亡相關的導賞。近年他參加了英國倫敦海格特墓地導賞團（Highgate Cemetery Walking Tour）和法國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Walking Tour），分別令他對生死和導賞都有所反思。同樣是當地最有名的墳場，但導賞員的選材和講解帶給他兩個截然不同的感受。參加導賞團的時候，觀賞景點以外，其實導賞也是一門藝術，導的，可以是社區，可以是概念，可以是種生活態度。 (閱讀更多)

眾說紛紜可以令人一時迷惘，今次旅遊倒遇到一個例子，來到阿姆斯特丹，眼睛電影館告訴我，西洋鏡由英國數理學家威廉．喬治．霍納發明，分明記得前天在里斯本的青少年電影館，文字顯示西洋鏡的始創人是奧地利科學家西蒙．馮．斯坦普費爾，手頭上沒有百科全書可以翻查，一時又不方便上網叩問《維基百科》，難免興起「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慨嘆，繼續走下去，對眼睛電影館的資料也有點存疑。公平起見，常設展覽「廣角鏡」倒是經過精心設計，縷述電影史前史，資料旁邊都有儀器示範，桌面的數碼熒幕又詳細解釋器材的結構，另外「捕影網」縱容觀眾追蹤電影，豆莢廂座讓觀眾看過經典片段後參加無獎競猜遊戲，綠幕容許遊人自拍後收入手翻書，寓教育於娛樂，既然踏在荷蘭土壤，不如借眼睛電影館作銀燈，一照荷蘭電影的風采。 (閱讀更多)

樓下就是莫札特的舊宅，站在窗前外望，兩旁的聯排屋，修復到十八世紀的模樣，藍天白雲，倒是宇宙洪荒前的長相，不被時間染指，猛然驚覺，二百多年前，莫札特憑窗眺矚，不就是同樣的景緻？有一個方位，據說莫札特就站著撰寫《費加羅婚禮》序曲，全長四分十秒，剛好是煮熟一隻雞蛋的時間，每被人調侃為「煮蛋計時器」，會不會是莫札特又一個鬼主意？他對海頓卻是真誠的，在自傳裡就說海頓爸爸「對真正的優點有高評價，尊重個人，影響我對藝術作品的判斷。」他撰了六首海頓四重奏獻給恩師，海頓到訪，莫札特兩父子還合奏墨翰淋漓的一首，聽在海頓耳裡盡是天籟。 (閱讀更多)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閱讀更多)

卡爾維諾的小說集《馬可瓦多》中有一篇〈有毒的兔子〉，描述經濟拮据的主人翁馬可瓦多從醫院中偷走一隻被注射了可怕病菌的兔子，幻想將牠養肥後作為一家人聖誕節的美食，最終美夢隨着兔子身份敗露引來多方圍捕而落空。小說對於兔子面對利誘的心理描寫尤為細緻： 「小動物注意到這些詭計，這些靜悄悄的食物的供應。儘管牠很餓，仍抱持懷疑。因為牠知道每一次人類試圖用食物引誘牠，就會發生一些不知名的和痛苦的事：把一支針管或手術刀插在牠身上；或把牠塞進一件扣扣子的夾克裡；或用一條彩帶拖着脖子走……。這些醜陋的記憶跟牠所承受的體內的痛楚，器官的緩慢變化，和死的預感結合在一起。還有饑餓。但彷佛牠知道所有這些不舒適中只有饑餓是可以被減輕的，並承認這些不可信賴的人類—除了給牠殘忍的折磨外—還能給牠—也是牠所需要—一種保護，一種家庭的溫暖，便決定投降，把自己交托給人類的遊戲：聽天由命吧。」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