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閱讀更多)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閱讀更多)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閱讀更多)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閱讀更多)

「我第一次出國離開台灣，來的地方就是香港。」吳念真不記得是1983，或者1984年了。當時，台灣新電影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香港也處於電影的黃金年代。吳念真回憶說當時有幾部台灣電影和大陸電影在香港放，一眾台灣導演和演員們一起來到香港，他對香港的地鐵印象尤其深刻。在瞬息萬變、真誠溝通變得罕有的資訊年代，聽吳念真講故事，總能感覺到舊時代的溫度。 (閱讀更多)